文 |俞燕
编 |吴戈
出品 |喻观财经
从金融大街甲15号0后南门，走到相隔一条小道的折翼贪欲金融大街乙9号的北门，大概需要两分钟。金融
曾经，守门有那么两个人0后沿着那条窄窄的折翼贪欲小路，悠然地踱进那道旋转门，金融在属于他们的守门独立包间里，吃个定制0后午饭、睡个午觉，折翼贪欲然后精神抖擞地再踱回办公室。金融
而他们的守门同事们，通常在楼下食堂里匆匆吃完饭0后如果有时间，折翼贪欲也只是金融在办公桌上趴一会，小憩片刻。如果赶上工作忙，连趴一会的功夫也是没有的。
包房里的这两位，终于在某一天，结束了这样的逍遥生活。一个在去年三月的最后一天“落马”了。另一个在三个半月之后也“落马”了。
去年12月22日，一个被“双开”了。另一个则在今年4月11日被“双开”了。
这两位有不少共同点：皆为“70”后博士，皆在2003年由部委机关调入彼时刚刚成立的原CBRC，皆在地方局当了多年副局长。
当然，最大的共同点是“既想当官又想发财”，于是有了共同的命运：“落马”。
古人云：“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”。是这个理儿。
“亿哥”郭鸿：为过去买单
在50岁那一年，半生顺遂的郭鸿“折了“。
50岁又叫知非之年、知命之年，是人的一生中重要的槛儿。也许“知命“了，郭鸿在某一天，做出了主动投案之举。
于是，在2021年3月31日，一则公告很是让业界震动了一下：CBIRC农村中小银行机构监管部主任郭鸿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“落马“了。
须知，他可是自CBIRC成立以来首个“落马“的在职会机关部门一把手。
大约半年之后（2021年10月14日），郭鸿被正式逮捕，随后在12月22日被“双开“。
与其他“落马”的CBIRC系统同僚相比，郭鸿的履历比较简单，主要分为CCYL、金融工委、原CBRC和CBIRC四个阶段，唯一的基层经历便是在广西局当副局长。
公开信息显示，郭鸿1993年7月参加工作，一年后来到至CCYL，成为前门东大街10号大楼里的年轻人，在这里度过了四年时光，待过两个部门。
他的旧同事们大概想不到，这个白净、文弱的年轻人，会在近30年后成为阶下囚。
2000年6月，29岁的调研处副处长郭鸿，“转行”去了成立刚满两年的金融工委，当了监事会工作部综合处的一名副处长。
2003年，金融工委被撤销，同年原CBRC成立。彼时该机构的人员大部分被分流到金融系统。已升为正职的郭处长，则作为原CBRC的首批成员，开始了作为金融监管干部的职业生涯。
在原CBRC的最初三年，郭鸿所处的职位和部门如同直接从金融工委平移过来的。
直到2006年8月，35岁的郭鸿首次从机关走到基层，南下广西局出任副局长，在八桂大地度过了六年时间。
也正在广西的六年，郭鸿完成了灵魂深处的蜕变：成为贪腐界的“亿哥”。
在关于郭鸿的通报里，有一句“利用职务影响为私营企业主贷款打招呼”。据说，此语主要指的便是郭鸿任职广西局副局长时，为当地一些企业主尤其是地产商勾兑，为其申请银行贷款时帮忙。
当然，这种“帮忙”必有丰厚的回报。比如，郭鸿回京后在金融大街乙9号的只是用来吃饭和午休的包间，高达100多万的费用，自然有受到其照拂的企业老板们买单。
除了郭鸿，其夫人亦不断体会到有人帮着买单的“乐趣”。多达百余件的大牌包包、首饰、手表，如果po在“人均疑似百万”的小红书上，大概会被看客以为这些来自一位超级白富美。
据了解，郭鸿夫妇收受的贿金合计数逾1亿元，其中一笔单笔便达8000万元。而这些贿金，据说主要敛自2012年，也就是说，在返京的前夕，郭鸿放飞自我，开启了疯狂挥钱的模式。
官方通报里，罗列了郭鸿的种种罪状：一边大搞迷信活动，一边生活奢靡，沉迷财、色、权之欲。一边为亲属入职金融机构打招呼，一边违规经商办企业；这边泄露着巡视工作信息，那边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。
在彼时的广西金融圈，郭鸿不仅独贪贪，还众贪贪，形成了塌方式腐败。比如，与他同期任副局长的赵汝林，同样充当不法商人“内鬼”，为私营企业主获取银行贷款打招呼，借公务之便为企业主站台助威，借机“敲竹杠”敛财，最终在2019年5月“落马”。
2020年11月，广西融水柳银村镇银行原董事长邹晓祥、原行长梁晓军因违规发放贷款而受贿“落马”。
在郭鸿任职广西期间，当地还发生了一桩大案：这便是涉资累计达420亿余元的吴东家族骗贷案，成为我国史上最大金融骗贷案，历时近十年，直到2019年才终审落定。
而吴东案则牵扯到柳州银行的两任“落马”董事长刘忠和李耀清。刘忠曾为中美天元集团实控人吴东违规发放贷款近70亿元，并受贿1307.7万元，在2017年落马。
李耀清曾因被吴东派人当街追杀而渫血而闻名全国，后因利用职权在业务审批、认购股份、承揽工程等为他人谋利而受贿，在2021年7月落马，
李耀清与郭鸿曾有共事的交集，彼时李曾任职广西局办公室副主任等职。
2012年10月，郭鸿重返京城，重新干起了在最初职业生涯的工作内容：成了原CBRC团书记。
因为工作关系，郭鸿彼时经常抛头露面，组织或参加活动，接受媒体采访。关于他的公开信息，大多来自这一阶段。
2016年11月，45岁的郭鸿又一次实现了岗位的转换，从务虚的团职转到业务实职，出任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。
在彼时的原CBRC主要业务部门里，郭鸿是唯一一个非金融业出身的一把手。而他的前任、干了三年恒大集团副总裁的姜丽明，则在11天前（4月2日）也“落马”了。
同一部门，前后两任部门一把手“落马“，这种情况可以说是相当之罕见了。
至于姜丽明的“落马“是否与郭鸿有关联性，目前尚不可知，有待官宣。
2018年3月，CBIRC正式成立后，郭鸿所在的部门得以原样保留（名称改了俩字），郭鸿的职位也没有任何变化。
2019年8月，郭鸿曾到内蒙察右后旗调研金融扶贫等工作，彼时陪同调研的，便有时任内蒙局党委委员的刘金明。彼时大概两个人都没想到，最终皆成了金融监管系统的反腐典型。
调研三个月后（2019年11月17日），刘金明便先行一步“落马”了。一年后因受贿3166万元，一审获刑12年。
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其实郭鸿在广西“捞够了“以后，回京后，倒是有心准备干事业的，尤其是到了业务部门。所以回京后做事的劲头很大。
用茨威格的那句已被用滥的名言来说：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，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
十年前，郭鸿在八桂之地埋头捡满地的六便士。后来，他揣着满满一口袋的六便士，想抬起头来看月亮。然而，月亮早已被乌云挡住了。
李国荣：靠接管吃接管
同样在金融大街乙9号有包间、与郭鸿当了一把“临时邻居”的，还有四川局原副局长李国荣。
李国荣比郭鸿小四岁，同样是“70后”监管干部。与旧同事郭鸿的职业生涯颇为相似，李国荣亦出身于机关，且是最核心的General Office。
2003年，郭鸿加盟CBRC之时，李科长也从海里来到此地，在厅里的秘书二处当了一名主任科员。
2005年11月，李国荣升为副处长，一个月后，迎来了厅里新上司、后来成为“金融死刑第一人”的赖氏。
当月，CBRC也迎来了新的副主席蔡鄂生。七年后，李国荣又迎来了另一位新上司杨家才。
不管是他的前后任直属上司，还是上司的上司，这三位皆在不同的年份“落马”了，其中一位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这又是后话了。
2010年1月，李国荣从副处长升为处长，四年后调任电子政务处处长。
与郭鸿一样，进入CBRC之前同样没有金融履历的李国荣，也来到基层磨练。2016年4月，李国荣来到天府之国成都，出任四川局副局长。
两年后，AB集团被接管，组成了接管工作组。身为四川局副局长的李国荣，成为接管组副组长，开始参与风险资产处置工作。
彼时，AB旗下的成都农商行，进驻了风险监测组，而李国荣便是带队进场调查的负责人之一。也是从那时开始，李国荣的名字才开始见诸媒体，并不时出镜露脸。
2018年CBIRC成立后，李国荣继续担任四川局副局长。不过在2018年12月，李国荣曾重返北京，在城商行监管部借调。
随后，李国荣又第二次参与了风险资产处置工作，这一次是比AB更难啃的“骨头”——MT系旗下的包商银行。
2019年5月24日，李国荣兼任包商银行接管组副组长，并在两个月后担任临时党委书记。2020年11月则任包商银行破产清算协调小组成员。
风险处置，李国荣硬生生地把自己处置成了“风险”。
2021年7月14日，CCDI的一纸公告宣布了李国荣“落马”的消息。他那位“退而不休”的老领导蔡鄂生亦在数天后“落马”。
李国荣“落马”两个月后，CCDI官网发布的文章《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一体推进 打掉“老鼠” 护住“玉盘”》，把李国荣列为“靠接管吃接管”的典型。
文章指出，李国荣在包商银行接管组任职以来，利用风险处置权力大肆敛财，接受私营企业主请托，插手干预被接管银行机构及关联银行机构资金借贷事项，利用职务便利，在被监管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或展期、贷款利息减免、债务重组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是‘靠接管吃接管’的典型。
2022年4月11日，李国荣被“双开”。根据官方通报，李国荣的问题主要出在参与风险处置工作的阶段。
通报直指李国荣在包商银行风险处置中上下其手，插手干预包商银行及关联机构资金借贷、资产处置、人事安排等事项，大肆谋取私利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；对抗组织审查。
在权钱交易中，李国荣一边为相关企业贷款融资、债务重组、股权转让等方面为谋利，一边享受着出入私人会所、享用私营企业主借给的“专车”，收受私营企业主和监管对象的礼品、礼金的“待遇”。
据了解，李国荣为相关企业违规牵线办理债务重组时，化身“掮客”，还给开出了高达百万美元的“服务”价码。
和他的老上司赖氏喜欢收现金不同，据说李国荣喜欢钻石，迷恋这种blingbling的小石头。看来，不仅是“diamonds are girls‘ best friends”，diamonds are Mr． Li’ best friends”。
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过，金钱不是做奴隶就是做主人，二者必一，别无其他。
最终却是，“积玉堆金官又崇，祸来倏忽变成空。”
2018年，金融信贷作为“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”之一，被官方首次列举出来。近年来的金融反腐工作，亦重点聚集于此。不管是郭鸿还是李国荣等监管者，还是一批银行落马者，皆涉及信贷审批权寻租的腐败问题。
在不断趋细趋严的金融反腐攻坚战之下，一批潜伏着的“害群之马”被逐渐清理出监管队伍。监管部门亦多次强调，要加强对监管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，真正管住“关键少数”、带动“绝大多数”。强化对权力、资金、资源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，清除由风及腐污染源。
今年1月24日的CBIRC年度工作会议，点名了包括郭鸿和李国荣在内的一批严重违纪违法案件。会议指出，要把严管严治贯穿于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，特别是加强对年轻干部的严格教育管理监督。要持之以恒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斗争，严肃查处金融风险背后的重大腐败问题。
同日举行的廉政建设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亦指出，必须坚持“五合一”办案模式，做好金融反腐与金融风险处置统筹衔接；必须坚持以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，以良好作风维护监管形象和权威。(喻观财经)